翰墨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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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09章（第2页）

子丘却摇了摇头，反问道：“轩辕禅位于少昊、帝尧乃帝俊之子，你可有不甘？帝舜曾让位于丹朱、帝禹曾让位于商均，若子不可承父位，他们又何必如此？你若想将夏后启比之丹朱、商均，却不知自己并非舜、禹，因而有今日之难！”

子丘的话其实是揭开了一层假象、伯益所看到的假象。谁说在禅让制下，就不可以子承父位？实际上青帝、炎帝、黄帝这三代天子世系传承至今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，天子位都是父传其子，若无子则传其弟、传其侄。

别说是天子了，各部伯君之位、国中的各级爵位，基本也都是这么传承的。伯君指定一个儿子为继承人，而且从小就培养他，当他可以成为下一任伯君时，便完成禅位交接。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吴回传位于禄终、禄终传位于昆吾。

假如没有这样的传统，重华又何必推让丹朱、大禹又何必推让商均，他们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伯益之所以有那种错觉，是因他生在一个非常特殊、几乎不可复制的历史时代。

帝尧难道不想传位于丹朱吗？可是丹朱不肖，当时能继承天子大位者，除重华再无他人。帝舜难道不想传位于商均吗？可是商均无能，天子大位非禹莫属。伯益虽有不甘，但他也必必须认清一个事实，如今天下民众、各部君首皆不会认为“除益无人”、“非益莫属”。

如果丹朱有重华的本事、商均有大禹的威望，他们早就是天子了。并非天子大位父子不可传承，伯益看到的只是某种假象。

重华和大禹敢让位，那是真敢，他们很清楚丹朱和商均不可能点头、也做不了天子。伯益做出三年后要让位于夏后启的姿态，并不是真让，只是想先稳住夏后启再说，而夏后启根本不吃这一套啊。

归根结底，问题还是出在伯益自己身上，不论他再不甘，也得承认那是自己的才能、实力、威望并没有到达他所认为那个地步。

伯益闻言却还是有些不甘，又说道：“子丘大人可知，启继位后立国号为夏，并下令天子位由嫡长子相继，废禅让之制。他又用九州所献之金铸成九鼎，以其父之名号称禹鼎，象征千秋万代、天下鼎定。”

子丘问道：“天下众君的意见如何？”

伯益：“我闻天下众君皆屈于夏启之威，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。”

子丘摇头道：“当时我就在场，亲眼见到的情况却与你所闻不同，天下众君并非屈于夏启之威，而是欣然遵从。你可知废禅让之制、立嫡长继位是谁人谏言？”

伯益神情愤慨道：“子丘大人既在场，当然比我清楚。”

伯益最不忿的，就是夏启的这个政令。如果嫡长继承制取代了禅让制，那么像他这样有才德功业之士，就永远失去登上天子大位的机会了。假如不是这样，他也不会联合有扈部起兵抗击夏启了，直接把人皇印交出去便是。

子丘却叹了口气道：“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就是我的谏言。”

嫡长继承制，分为两个部分，首先是嫡，其次是长。所谓嫡就是正妻所出的嫡子，身份和地位毋庸置疑，若有嫡子多人、则立嫡中之长。若无嫡子，可立长子。假如一个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，那么继位便是名正言顺，除非犯了过失受到处罚、被明确废掉了继承人的身份。

第066章、人皇印

子丘的话中带着神念，解释了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谏言。确立嫡长继承制，不仅是为了确立名正言顺的标准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证世系传承明确有序，可稳固天下民心。

在现实的情况下，它有效、合理、简单实用，不仅能解决某种已堆积得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尖锐、近乎无法解决的纷争，也更符合人性。它也不仅只是帝位传承制度。

禅让之制，其实来源于原始部族中选举首领时的共推之制。比如推选一位最强壮、对附近地形最熟悉、最擅长找到食物、最能组织与保护大家的人为首领，这是很正常的做法。而且当时部族中有价值物资都是公有的，并无父子传承制度。

共推制实用的前提，就是这个部族的规模不能太大，所有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、事实上的发言权没有差别，才能有效地推举出符合标准的首领。假如部族的规模稍大一点，哪怕只是超出几个村寨的范围，那么共推的结果反应的就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比较了，而是各股势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。

太昊整合中原各部，被推选为联盟之主，在此基础上而有中华之国。太昊为天子、传承青帝世系。

实际上从太昊留下青帝世系传承时起，天子传承就已经脱离了原始部族中的共推，禅让只是一种形式，表面上还遵从了共推的原则，绝大多数时候就是父子传承，只是以共推的名义。这与世事的变迁有关，首先是私产的出现，伴随着财富、名望、社会地位的积累与传承。

以父系为主的家族单位出现在部族中，家族财富的传承就是父传子的。有些东西比如财货可以分成很多份、传给很多个儿子，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无法分割的，比如说家主只能有一位、宗族的族长也只能有一位。

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意识的改变，不能说它不合理，因为总要有一个传承的办法，而除此之外却是没有更合理的办法。夏启为天子后，废禅让制、立嫡长继承制，为何天下众君拥护？因为各部君首自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传承有序的问题。

尧、舜、禹同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他们并不是三个时代的人，禹治水功成时，尧仍在世、居于平阳城中。在尧为天子的晚年，中华隐患丛生，又遭遇了那一场大洪水，可以说到了内忧外患的顶点，差一点就分崩离析。

假如不是有重华和大禹力挽狂澜，帝尧在后世的评价中还会是一代贤君吗？大洪水是祸亦是福，既是灾难又是机遇，伴随着大禹行遍天下各部治水成功，建立了另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，江河就似血脉，整合了统一的中华。

大禹不是颛顼，没有像颛顼那样每到一个大部就娶一位妃子，并将与这位妃子的后代送回去当部族首领、从而建立血脉联系。大禹打造的是另一种纽带，更稳固、更持久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禅让制已经很难有实际意义了。

仅仅是形式上的天下众君共推，便已经很难做到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众君朝会就是涂山之会，自涂山始至会稽山圆满，先后用了多长时间？有的伯君从离开部族赶往涂山，直至从会稽山出发回到部族，最久的用时近两年，还有国君就病死在回去的路上了！

死在路上的国君是谁？上上代的宝明君啊，小九的爷爷！

成本如此巨大、效率极低，到了几乎无法实施的地步。而且绝不能认为每一位天子都能像尧、舜、禹那样健康长寿、享国多年。万一天子遇了意外，或者在几年内连续更换好几位天子，天下众君在路上往返都来不及，那就什么事都别干了。

就算天下众君都能及时赶到，又会推选谁呢？当年的重华和大禹，名满天下、誉满天下，亦有大功德于天下，当然无可争议。可是每一次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吗？尤其是在太平无事的年代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先后有重华和大禹的出现，只能说是中华各部走运，亦是中华万民之幸。

交通的不便更是信息传递的不便，很多君首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所要推选和比较的对象，往往只能选择亲近与熟悉之人。理论上“才德”是评判的标准，可是这种标准却恰恰是很难去具体衡量的，甚至人们看到的只是伪饰，除非有人能够达到重华、大禹那种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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